三国志汉中迁城最佳位置
三国志战略版巴蜀最好的建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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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最好的建城位置就是汉中，也就是成都，地处鱼米之乡，解决了粮草问题，人口众多，解决了兵源问题，交通便利，远交近攻都方便。
三国志9的城市名称？
三国志九里面的城市一共有50个，分别是。襄平，北平，蓟，晋阳，上党，南皮，平原，邺，濮阳，陈留，洛阳，宛，许昌，汝南，小沛，下邳，渤海，长安，西城，安定，武威，天水，汉中，襄阳，江陵，江夏，寿春，庐江，秣陵，吴，会稽，长沙，武陵，桂阳，交趾，永安，成都，梓潼，江州，建宁，云南，乌桓，羌，山越，南蛮，倭。
三国志战略版关中最佳迁城位置？
迁城一定要选择资源多，并且周围人比较少的地方，这里比较推荐再山东发展。在五个资源州里面，山东算是比较少人的。游戏中蜀国和吴国是人最多的阵营，而西凉又是骑兵的热门地，所以一些都是选择去山东发展。
其次才行蜀中，在蜀中有较多的地图可以选择，适合有一定实力的玩家重新选择自己适合的新地。
石小生躬耕地研究对襄阳周边地理考证，有多少前无古人的成果？
南阳石先生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文章很多，这里先转发一篇，供大家参考、商榷。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七：
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南、襄两郡的区划
石小生
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的时间为三国蜀建兴五年(227)，此前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据《晋书地理志》载：“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故鄢也、中庐、临沮荆山在东北、邔、襄阳 侯相、山都、邓城、鄾。”同书还有：“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 侯相、穰、邓故邓侯国、蔡阳……”
曹魏时期南阳、襄阳两地的行政区划变动与诸葛亮躬耕地的确认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曹魏设襄阳郡是在刘备三顾茅庐后的第二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诸葛亮上《出师表》的时候。不过，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当时的地名和行政区划来注明历史事件发生地的，这一点诸葛亮以及三国时期的史学家也不例外。
此次行政区划变动，除原南郡编县以北的5县划归襄阳郡外，原属南阳郡辖境的山都、邓城、鄾县也划归了襄阳郡。山都为两汉旧县，而邓城和鄾县两汉史书无载，是曹魏新置县，但其地望很清楚，就是和襄阳隔汉水相望的两汉邓县旧地。而晋太康中设置的义阳郡仍有邓县，那么，这里的襄阳郡邓城、鄾县和义阳郡邓县是何种关系呢？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推断有两种可能，一是曹魏于建安十三年（208）省邓县分置邓城、鄾二县，属襄阳郡。到西晋废邓城、鄾县，复置邓县改属属义阳郡。邓城、鄾县和邓县是前后继承关系。另一种可能是曹魏分邓县南部置邓城、鄾两县，属襄阳郡。原邓县北部仍为邓县，属南阳郡，西晋置义阳郡时改属，是同时存在的关系。从这两种可能来看，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建安十三年（208）时，原两汉邓县地（或两汉邓县地南部）已经划归了襄阳郡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也有明确记载：正始二年春（241）“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显然，这里边的“襄阳”是指襄阳郡，位于汉水北岸的樊城在三国时期属于襄阳郡而不是属于南阳郡在这段文字中表述的清清楚楚。另外，对曹魏设置的襄阳郡刘备和诸葛亮也是认可的，刘备在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从《三国志》和《晋书》这些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襄阳已于诸葛亮自言“躬耕南阳”的20年前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了，汉水北的原邓县地也划归了襄阳郡，并得到魏蜀的承认，按常理，20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从常理和实际上讲更是不可能的了。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三国志》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从未用东汉时的南郡襄阳人标注，均是按三国曹魏时期的区划标注为襄阳人。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也“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前为郡，后为县，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名。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汉水北的邓城、鄾二县此时已属襄阳郡，不论汉水南岸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江北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今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并远离汉水的南阳混为一谈的。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不过，对《晋书》提到的曹魏时邓城县属襄阳郡管辖的记载“襄阳说”学者多不认可，潘正贤先生认为：“从秦汉魏晋以至北朝的北周，邓县一直是属于南阳郡管辖的，北周撤销邓县后，隆中就一直归属襄阳，至今再无更易。”这显然是在拍脑袋，想当然了。对“襄阳说”这种隆中攀附南阳管辖的执著心态我们真是不知该怎么回答。且不说《晋书》有这样明确的记载，当代《襄阳县志》也有邓（邓城）县历史沿革记载：“邓县建于秦朝，以当地古邓国境而得名，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两汉时属荆州刺史部南阳郡。魏晋时属襄阳郡。南朝宋、齐时，属京兆郡。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742）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潘先生如果好好看看《襄阳县志》，也许就不会抛出这么武断、无知的妄说了。
另外，陈新祥先生说：诸葛亮写《前出师表》时，由于其强烈的大汉正统思想及对曹魏篡汉的不满，当然也不会承认这种以曹魏为中心的行政区分，故在其《出师表》中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又一个“想当然”了，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诸葛亮有“不会承认这种以曹魏为中心的行政区分”的臆想。首先纠正陈先生的一个错误，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设襄阳郡的时候并没有“曹魏”的概念，当时仍然是汉天子的天下，曹操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这时候的行政区划仍然是汉天子的行政区划，设襄阳郡的诏令仍然是汉天子的诏令，曹操仅仅是策划者和执行者。另外，前文提到的《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这是谁的行政区划呢？按大汉的区划，襄阳是南郡下属的一个县，关羽应该是襄阳县令啊，怎么会是襄阳太守呢？由此可见，对汉天子的这次行政区划变动，刘备和诸葛亮是认可的。试想，诸葛亮三顾茅庐后指挥行军作战，纵论天下大事，谈及襄阳、南阳时，还要如同我们今天辩论躬耕地问题这么麻烦吗？还要在襄阳后注明东汉时属南郡，在南阳后注明东汉时实指邓县隆中吗？笑话，做学问不能天马行空，要拿出证据来。
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南阳”和“草庐”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很快就是2011年元旦了，在这里，我祝所有关注诸葛亮躬耕地研究的网友，包括不同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网友，新年快乐！
（写于2010年12月28日）